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校

杨曦娥

摘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面临着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双重挑战”。本课题组基于社会实践理论建立分析框架，选取杭州市板桥镇上田村、杭州市太湖源镇指南村作为案例进行归纳分析,研究表明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基层政府的民主决策、公司和市场的村庄规划、业态补充及股份合作等多元主体协同，共同推动乡村共同富裕。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总结实现共富的靶向路径，为当前乡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实践理论 多元主体 协同共治 共同富裕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面临着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双重挑战”。研究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在治理上关键是要解决村民的精神思想、村庄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重大问题和现实难题。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进程。调查发现，在实现现代转型过程中，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经济失衡、乡规失范、人才失却、文化失语等困境。例如，自然禀赋差异导致村庄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大量流动导致原有社会关系衰退，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的“三化”问题突出。对于这些困境，单一的治理主体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那么，什么样的治理主体机制能够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呢？本文基于社会实践理论建立分析框架，选取杭州市板桥镇上田村（以下简称上田村）、杭州市太湖源镇指南村（以下简称指南村）作为案例进行归纳分析杭州上田村和指南村作为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展示两个村在实现共富过程中，各种治理主体间的冲突和融合，及其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路径。

一、理论综述

（一）乡村治理主体作用的概述。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着多元主体并存的局面。基于乡土文化的影响，乡村宗族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今天，这种作用虽有弱化，但依然有着重要影响。从1982年开始，村民通过自治的方式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因自治能力有限，自治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伴随村干部行政化，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得到加强，村民自治进一步被挤压。然而，基层政府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是农村资源匮乏，基层政府力不从心。精英治村，又称为“能人”治村，即乡村精英凭借着个人优势和资源，决策和整合乡村发展，领导和管理乡村生活。当乡村精英与基层政府合作或是权力没有得到约束时，就容易产生“精英俘获”现象。上述的这些治理主体在乡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乡村发展的目标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治理主体机制的创新。在此背景下，研究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机制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二）社会实践理论视角看乡村治理主体机制及其作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学习和吸收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实践理论。“场域”“惯习”“资本”“利益”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是构成社会实践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分析方法。该理论对认识乡村治理主体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依据社会实践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各行动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共同影响组织的决策和行为。基于此，在乡村治理的场域中，各治理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存在冲突和兼容的关系。综上所述，乡村治理中不仅存在着多种主体，而且这些主体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同时，这些关系会随着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改变而改变，并对乡村振兴产生影响。基于社会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见图1），本文将选取上田村和指南村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各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各主体间的关系和演化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作用。

二、案例选择和研究

（一）案例选择。本文在考虑案例的典型性、稀缺性及目的性抽样的基础上，选择杭州已基本实现共富的乡村作为研究对象。作为本文案例的上田村和指南村都曾被评选为“浙江省善治示范村”和“杭州市第一批共富村”，它们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实现乡村经济发展和村民收入提高，是乡村走向共富“杭州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

上田村隶属于杭州板桥镇，面积10平方千米，560户农户，总人口1901人。20世纪70年代，上田村以种植水稻为主，交通差村民穷，“有女不嫁上田郎，旧房泥路漫天灰”是当时上田村的真实写照。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竹笋业，村民生活得到改善。而到21世纪初，受竹笋业的生命周期限制，村民收入受影响并离开村庄外出务工。直到2005年，在基层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调整村领导班子，优化产业布局，逐步形成竹笋、茶叶、天目小香薯等为主的特色产业。同时，利用生态和文化优势，规划发展农旅、文旅融合产业，塑造了“茶香竹海、文武上田”的新形象。民风村貌得到大大改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村民每年人均纯收入达3.8万元，上田村实现了“脏乱差”到“绿富美”的蝶变。

指南村隶属于杭州太湖源镇，面积6.86平方千米，268户农户，总人口742人。过去，“指南山上山，土薄三寸三，要产三百三，堪比登天难”，村民只能通过高山造田解决吃饭问题。2002年，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规划建设休闲度假村，农家乐经营兴起。很快，由于“低散乱”运营模式，生态破坏，交通拥堵，未能形成品牌和影响力。2017年，启动红叶指南村落景区建设，与旅游公司签约合作运营，引入运营团队，解决村庄管理运营不专业等问题，对民宿开展“瘦身运动”，提升服务品质和“含金量”，精品民宿应运而生。目前，村里共有农家乐78家，高端民宿16家，村民每年人均纯收入达4.1万元。“红叶指南”成为杭州旅游的一张金名片，指南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二）数据收集及分析。根据前期的文献梳理可知，乡村治理主体主要包含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干部、乡村精英、乡村宗族、村民、市场、企业。在实地调研中，针对不同主体进行访谈，整理形成访谈文本资料。然后，通过杭州发布、杭州日报、浙江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渠道了解案例的相关信息。同时，收集统计年鉴、乡村振兴展览馆的相关档案资料。为提高案例可信度，本课题采取多时间节点和多种来源获取数据，对研究资料进行相互印证和补充。遵循典型归纳逻辑进行数据分析，在选取案例、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过程中，均注重提升研究的信效度。笔者在梳理上田村和指南村脱贫致富的过程，关注不同时期对乡村治理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主体和事件，以此来划分不同阶段。通过对原始资料的相关数据进行归类，提取形成一阶概念，接着归类一阶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二阶主题，最后对二阶主题深入分析，反复对比原始资料提取聚合构念，形成分析本文的数据结构（表1）。

三、研究发现

（一）乡村走向共富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逻辑。通过调研和分析可知，在走向共富过程中，上田村和指南村的乡村宗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乡村宗族礼法以及亲缘地缘的关系，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受道德和家族等条件约束。而村民自治在执行中也遵循村规民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乡村宗族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上田村通过举办新人礼、启蒙礼、成人礼、孝老礼等方式树立好家风，引导村民行为，打造乡风文明新气象。另外，与文献研究相似的，乡村宗族治理也存在负面影响。比如指南村进行村庄规划时，需拆除违规建筑，村干部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就遭遇宗族阻力，最终只能依靠村规民约和民主决策来解决问题。同时，乡村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基于个人的威望和能力等因素，对两个村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在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关注的重点是整个区域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它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影响乡村发展。在上田村和指南村，基层政府通过“五水共治”“五气共治”、三改一拆、美丽公路、垃圾分类、生态文明创建等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促进乡村公共事业发展。虽然国家政策的传达能够对乡村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仅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村庄发展和村民自治。此外，除了政策上的影响，基层政府还通过村民选举和村规民约等方式约束村民行为，以有效提升乡村精神文明。

基层党组织作为上田村和指南村政治、组织和资源中心，在其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领头雁”作用。2017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村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社会治理，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2018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村党组织的职责，要努力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在上田村和指南村，村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组织、宣传、凝聚、服务村民的策略，有效落实党的思想、法规和政策，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工作水平。

以上田村和指南村商户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在乡村治理中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南村引出市场主体初期，各商户相互竞争，农家乐的经营项目和商铺的农特产品同质化严重，游客体验感变差，乡村的美誉度受影响。

为解决这一矛盾，两个村都引入了专业运营公司，补充新业态，对乡村进行整体规划，最大限度激活乡村闲置资源，积极开展乡村品牌建设，保护村集体利益，尽可能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与市场主体相比，运营公司分别以股份合作和雇佣关系的方式，约束商户和管理员工，从而使得市场主体和公司主体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并存。

（二）乡村走向共富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发展历程。在走向共富的过程中，上田村和指南村在不同发展阶段遭遇了不同的困境。1980年以来，上田村经历了从发展种植业、种植业加工，到转向发展农旅、文旅融合产业，再到变革发展农村合作股份制，乡村治理主体也因此而发生变化。依据其治理主体的演变，将上田村走向共富的历程划分为初始阶段（1980-2005年）、转型阶段（2005-2018年）和成熟阶段（2018年-至今）。2005年开始，上田村潘曙龙被选任为村委主任，通过土地流转成立茶叶合作社，年产值超过千万，实现村民增收。2018年，开始打造“文武上田”村落景区，随后文武上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为上田农旅和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上田村不同，指南村自2010年以来，经历了转型发展农家乐的乡村旅游业和公司统一运营的变革，乡村治理主体也随之发生变化。笔者将指南村治理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始阶段（2002-2010年）、转型阶段（2010-2017年）、成熟阶段（2017年-至今）。图2为两个案例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历程图。

1.两村发展历程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逻辑的相似点。在上田村和指南村的治理过程中，基层党组织服务、组织和凝聚村民，加强对村民的引领作用，推动了多种治理主体的演化并存。基层政府也通过政策影响和民主决策，推进其与其他治理主体协同并存。在上田村发展的初始阶段，在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主导下，村民大力发展种植业和种植业加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类似的，在指南村的发展初期，也是在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主导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项目有效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初显成效。在走向共富的历程中，上田村和指南村都引入了市场及公司主体。它们通过村庄规划、业态补充和股份合作制等方式，实现了市场、公司与其他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的场域中融合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共存策略也进行了调整，整个乡村治理的主体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是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困境，两个村治理各主体引进的契机和并存的局面不同，但是其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逻辑内涵是相似的，对乡村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也是接近的。

2.两村发展历程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逻辑的差异性。引入市场和公司的时期不同。指南村在发展初期，即2002年开始发展农家乐，游客进入村庄就开始引进市场。直到2017年，开始专业化运营才引进公司。与指南村不同，上田村初期是通过发展种植业和种植业加工，增加农民收入的。村民被雇佣到村办企业获取工资收入，此时公司治理主体已进入上田村。到2017年，上田村要融合农旅和文旅产业发展，才将市场治理主体引进村庄。引入市场和公司的情境不同。上田村和指南村因发展乡村旅游引进了市场，但是指南村的农家乐在初期是处于恶性竞争的状态，而上田村有意识地进行发展规划，发展初期农家乐之间的市场竞争没有充分显现。同时，指南村是在总结失败经验基础上，为解决商户间利益冲突，实现村庄资源的有效利用，才引进运营公司的。而上田村引进公司是在发展初期开办村企时，而后期发展是基于共富的目的。两个案例地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演化中，对共富的推动作用也不同。指南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演化，在成熟阶段实现了乡风文明、村民增收、初步辐射周边村民收入提高。而上田村在初期就普遍提高了村民收入，在后期的发展中村企吸纳了更多人就业，进一步扩大了共富的影响。

四、社会实践理论视角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演化及乡村振兴

乡村走向共富的过程是各主体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发展的治理过程。外生主体在进入初期，因不适而对乡村治理发挥的促进作用存在有限性。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村“两委”及乡村精英对过去的发展不断进行反思和调整，寻找有效路径解决问题，最终使得各主体能融洽的在乡村治理的场域中并存，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上田村和指南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不同治理主体的影响，面临的困境和采取的策略也不同。在发展初期，两个案例村都以村“两委”为治理主体，而基层党委政府和乡村宗族共同发挥作用。同时，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民主决策不断提升了村“两委”的决策水平，随后引入市场主体。市场主体进入乡村，对乡村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与其他主体在乡村治理的场域中形成一定的格局（如图3左边）。然而，受市场自由竞争属性的影响，新问题表现为：指南村农家乐出现内部恶性竞争，乡村旅游业发展受阻；而上田村则经历发展瓶颈，种植业转型困难。指南村村“两委”试图用统一管理来解决问题，但是基层政府、市场主体和乡村宗族之间没能形成融合，问题依然存在。上田村则进行发展转型，依靠农旅和文旅融合发展，市场主体的进入也产生了利益竞争的问题。经反思和调整，两个案例村都通过村庄规划、新业态补充、股份合作等行动策略，实现了乡村宗族和市场主体、公司主体并存，最终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如图3右边），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并实现共同富裕。

通过对上田村和指南村发展历程的分析可知，乡村在走向共富的过程中，乡村宗族、村“两委”、村民、基层党委政府、公司、市场同时发挥作用。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对村民进行价值引领，激发其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同时引领乡村突破发展瓶颈，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此外，研究还发现乡村治理主体具有一定的能动性。比如，基层政府通过民主自治，保障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打破边界促进多种治理主体融合并存；市场主体进入对乡村发展带来负面作用时，村“两委”通过反思和调整，提出引进专业运营公司解决产业发展问题。

综上所述，两个案例村走向共富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作用下，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基层政府的民主决策、公司和市场的村庄规划、业态补充及股份合作为重要行动策略，最终实现了村民增收、村风文明、村庄高质量发展，并不断扩大其辐射作用的过程。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临安区上田村和指南村作为案例进行归纳分析，较为详细地展示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在乡村走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及其作用。通过对调研资料的整理和归纳，提炼出分析本文的聚合构念。在此基础上，展现了乡村走向共富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然后对各阶段的主体要素进行分析阐释。本研究对乡村治理和社会实践理论研究内容进行了拓展，同时为当前乡村如何通过提高治理能力走向共富的提供借鉴，具体而言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牢牢抓好村党组织建设。本研究指出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和发展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不仅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基础，也是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组织保证”的重要精神，也符合省、市委关于大力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质量整体跃升的工作部署要求，说明乡村要实现共富必须牢牢抓好村党组织建设。以上田村为例，上田村党组织被评为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上田村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浙江省文明村、浙江省双强百佳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实现了乡村环境面貌和村民的精神面貌“两个焕然一新”，“上田现象”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这充分彰显了高质量党建凝聚乡村治理合力、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优化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乡村走向共富，要重视内生主体和外生主体的融合发展，积极探索建立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村民、公司、市场、游客、新型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共治的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促进其与乡村宗族的深度融合，实现基层政府、市场主体和公司主体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和谐并存。健全和规范民主决策机制，有效解决基层政府与乡村宗族间的冲突。市场主体和运营公司利用专业、平台和人才等优势，因地制宜地进行村庄规划和项目引进，努力形成乡村发展的特色品牌，保持产业兴旺的长期竞争力，实现乡村宗族与运营公司、市场主体的分层融合。

（三）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单一的物质生活富裕，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因此，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要物质和精神“两手抓”、村民收入和乡村文明“双提升”，这也回应了关于乡村治理要解决村民精神思想、村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现实难题的呼吁。上田村和指南村定期开展固定主题党日活动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建立行业协会组织村民进行交流学习、邀请专业人士开展服务业宣传教育，提升村民的思想认识和专业技能；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完善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村集体居家养老项目，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上田村和指南村严格执行家风家训、村规民约，挖掘传承与本村发展历史相契合的传统文化，向村民灌输勤劳致富、与人为善的思想理念，乡村氛围良好，游客口碑持续上升，有效解决社会管理问题。

（四）夯实乡村共富人才基石。2006年上田村成立乡贤参事会，广泛凝聚正能量参与乡村治理。在调研中，指南村书记郤华锋说：“村里农家乐和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都是年轻人，他们有思想、有活力、有干劲。”上田村和指南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村民共富，离不开大量的人才支撑，尤其是有学历、有能力、有见识的年轻人的支撑。因此，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说明乡村走向共富，也必须做好人才振兴这篇大文章。积极推进“两进两回”“双招双引”等政策的落地实施，引导科技、资源等要素流向农村，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乡村建设事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