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墅区投资促进局 沈远

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和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当前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通过对拱墅区“党建引领，街道吹哨，部门报道”小区微治理模式探究，汲取关于拱墅区投资促进局机关党支部结对参与米市社区治理的经验，提出在“党建引领”的积极作用下，以强化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通过协调主体间关系，建设“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并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基础上推进治理成果的社会共享这一运作逻辑框架，构建“以党建引领优化治理结构，提高治理主体专业度；强化治理效能，实现多元化服务供给；挖掘拓宽资源，提升居民参与度；加强整合功能，提升党组织协调能力”等四个方面的实践路径，力求为机关党建助力小区微治理研究提供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见和参考。

关键词：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 ；运作逻辑； 实践路径

正    文：城市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区微治理，就是在社区微观单元（如小区、网格、楼栋）以及对涉及部分成员或特定群体利益的社区微事务等开展的治理。持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举措，而且是城市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基层党建的引领是最本质的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强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和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法规文件，这些文件明晰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方向和政策导向。如《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则指出，“加强党对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的领导，推进城乡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带领群众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城乡社区治理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放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并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019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城市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城市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基础”。因此，通过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后单位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趋势。

基于此，本文以“党建引领”作为研究对象，以“以党建引领如何推进城市社区微治理”作为研究问题，厘清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结合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深入揭示城市社区的治理逻辑，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归纳“党建引领”内在的运作逻辑，并结合杭州市拱墅区机关党建助力小区微治理的实践经验，以“党建引领”面临的现实问题为问题导向，构建新时代背景下强化城市社区微治理中“党建引领”的实践路径，以期从内在逻辑和政策建议两方面服务于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工作。

一、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分析框架

1、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与社区微治理价值的内在契合

党组织不仅具备政治、组织和思想等资源优势，而且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灵活的组织形式，可以使其破解科层制行政体制下的多重弊端，实现党的领导下的独特治理优势。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动员、组织人民参与治理中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在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绩效考核中，居民对治理结果的评价占据着越来越多的权重，这对于城市基层党组织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积极听取民众意见、增设居民评价权重，人民群众的协同治理更多地为打破治理困境、提升治理绩效提供了支持，真正实现了“一切依靠群众”；居民对治理活动结果的反馈也更多地进入到基层党政系统的治理决策和政策调整当中，从而使治理政策与人民的现实需求、接受偏好等愈益契合。这一切良好的治理成果可以提升城市社会主体对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政治认同和支持，这有助于维护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从而进一步为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提供秩序保障。因此，强化党的领导和积极作用，是最为契合中国现实国情和最为有效地提升我国城市社区微治理的途径。

2、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城市基层党组织需要嵌入到城市社区微治理情境中实现自身执政行为，而“党建引领政治功能”和“城市社区微治理逻辑”之间的有机结合即是执政行为的具体体现，而“党建引领”的政治功能和“治理逻辑”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即可被归纳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运作逻辑，也即对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内在规律和运作模式的理论总结；以此为依循，可以构建新时代背景下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实践路径，进一步推进“党建引领”相关工作。因此，提出“城市基层党组织及其‘党建引领’政治功能——城市社区微治理所处情境及其蕴含的治理逻辑——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运作逻辑——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实践路径”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本文的总体性分析框架。

依托该框架，不仅能够对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作用过程形成更为提纲挈领的理论认知，而且可以使我们通过对分析框架中各项要素的深入考察，明确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逻辑和关键要点，从而更有针对性和侧重性地展开研究。

图1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总体性分析框架

二、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区微治理的运作逻辑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将党的领导嵌入社区治理实践的一种有益探索。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党建逻辑与城市社区治理逻辑存在一定的契合性。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的治理逻辑呈现出自上而下的整合、对主体间关系的协调、主体间的信任和履行自身责任等核心要点。结合党建引领的政治功能，可以归纳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区微治理的运作逻辑即城市党组织通过自身的执政行为，将执政目标、治理需求、组织结构和机构职能等要素统一纳入整体性的框架之中，以整合、协调、信任、职责为着力点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善治，进而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过程。

1、打破治理主体之间协同障碍的协调逻辑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因此，在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之中，党组织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着“国家在场”的关键作用，这一政治属性显著突出基层党组织在协调各方治理主体之间的积极作用和优势地位。基层党组织作为纵向承接党政体系、横向嵌入城市基层社区的枢纽，其协调功能的发挥，从主观维度打破治理主体之间协同合作的障碍，为实现良好有序的合作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以“党建引领”实现城市基层社区良好善治的协调逻辑。党组织可以采取恰当的方式，运用来自党政体系的对治理资源的有效吸收、整合与调配能力，对治理行为的调节与管控以及对城市居民治理行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力来进一步强化对治理主体的协调。

2、推动治理要素有机融合的整合逻辑　

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适应了基层社区管理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党政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基层党组织通过自身优势地位完成对治理要素的整合和对要素结构的优化，推动各治理主体间的充分协同合作，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共同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基层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城市基层党组织一般具有丰富的信息资源、组织资源和权力资源等治理资源。这就要求党组织站在宏观统筹的高度，采用系统思维来优化调整治理要素结构。党组织嵌入城市基层社区场景中，作为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需要通过全局把控规划治理方案，整合市场机制、社会网络等多重治理力量，统合碎片化多方治理主体力量，及时对治理行为矫正纠偏，从而大幅度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另外，机关部门各驻区单位也需要深嵌社区治理之中，社会组织和成员单位可通过政治吸纳、体系化考核参与治理项目。基层党组织也要时常与其他治理主体（例如政府职能部门和专业的行业社会组织）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和合作，并及时采纳学习相关的意见建议，进而强化自身对治理要素有机融合的整合功能。

3、为主体间合作提供支持的信任逻辑

从理论研究层面，信任主要由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两部分构成。政治信任主要是指在间接或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系统相信和托付的一种政治心理现象。该种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信任，将会提升民众对于政治系统及其政策的认同和支持，降低政策成本和阻碍，提升政策效果。而社会信任是指个体或群体对非自身个体或群体的言行视为可信赖的一种期待。这种横向的信任作为社会互动中各主体间的“粘合剂”，可以大幅度降低互动成本，并提高主体间的合作意愿。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是其在治理之中最大的政治资源，也是社会广泛认同、依循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政策的关键因素。城市基层党组织可以运用这些政治资源，在治理活动中赢得民众的信任，进而增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与基层党组织的粘合力，从而提高治理绩效。此外，基层党组织也可以通过主导基层社区的社规民约以及具体治理活动中规则的落实，强化互惠规范、敦促互惠行为，进而提升社会主体之间的普遍信任水平。

4、为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提供履职保障的责任逻辑

基层党组织是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力量，为实现“党建引领”的政治功能需要履行自身在治理中的责任。通过找准着力点，嵌入问责机制来推进“党建引领”，可以有效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履责水平。具体来说应当从聚焦强化权力的规范运行、治理信息透明化和对治理事务的有效回应三方面来导入问责机制。一是规制城市基层党员干部在治理行为中的行为。当前在城市基层社会中，“项目制”是一种重要的调拨、配置资金的方式。一般围绕特定的治理目标形成，项目经费均以“专款专项”的形式投入到特定的治理活动之中。在项目制的运作中，主要采取各级政府分层管理的模式，上级政府负责项目“打包”，基层政府负责项目“抓包”，并最终负责项目落实到位，因此在资金流转使用过程中，需要党组织约束在治理中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行为。另外，也需要确保党员干部严格履行自身在党内外民主建设中的主体责任，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来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二是保障治理过程中的信息透明和及时共享。首先是要确保治理信息的详细公开，其次是要保障信息得到高效整合和有序流通。无论是协调信息在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透明还是得到及时共享，均为基层党组织所应承担的主体责任。三是对来自社会各类反馈的有效回应。首先是对居民所关注的治理诉求和治理反馈进行有效回应。这既表明了党政系统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从专业性和可行性等角度给以居民良好的预期。其次是以恰当的方式对治理诉求和治理反馈进行有效回应。回应和反馈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做好“绣花功夫”，让人民群众在“小事”治理中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因此，无论是对居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还是关于“小事”的诉求和反馈都应当保持认真亲民的态度，及时回应反馈。

三、杭州市拱墅区投资促进局机关党支部助力米市社区微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最受关注的议题是党建如何在社区层面推动城市社会的发展，实现多元共治的局面。为积极响应中共杭州市拱墅区委《关于深入推进党组织领导三方协同小区微治理的意见》（拱委改〔2020〕3号）文件精神，提高区直机关部门在常态化联动“助万企、帮万户”活动和深入推进“党组织领导三方协同小区微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杭州市拱墅区投资促进局机关党支部按照“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社区组织、小区集合”的原则，结对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米市社区。在前期与社区结对基础上，区投促局下沉机关力量与小区直接结对，将所属党员安排到结对社区的每个小区，主动参与、协调解决三方协同小区微治理，进一步推动“小区多元主体协商、多方力量参与”。

米市巷街道米市社区成立于2001年4月，南起潮王路、北止文一路、东临湖墅南路、西至莫干山路，社区面积约0.32平方公里，共有居民楼75栋，住户3400余户，总人口11200余人，流动人口3800余人，包含米市新村、米市巷、一清新村、文一大院、三官弄、万物桥、徐公巷、新河坝、浅水湾16幢、宗坛巷等10个老旧小区，浅水湾城市花园一个商品房小区。社区党委成立于2002年8月，下设17个党支部，32个党小组，党委5人，居委5人，其中两委交叉任职2人，在册党员474人。

1、社区微治理空间单位化

在当下城市社区，空间作为一个基本单元，具有典型的流动性特征，空间治理是城市社区微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而这种高度流动性为城市社区治理带来多元化诉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治理上的难题。如何破解因流动空间而带来的治理难题则是城市社区微治理的首要任务。杭州市拱墅区投资促进局机关党支部助力米市社区微治理，共同探索“一核五联”的党建共建模式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社区治理难题。所谓“一核”是指建立契约化区域党建联盟；所谓“五联”是指组织联建、文体联办、服务联动、困难联扶、平台联建。组织联建即整合双方党建阵地资源，共同组织开展参观学习、读书分享、知识竞赛等形式丰富的党员固定主题党日活动，增强党性修养。社区利用地理资源优势，加强指导，提高主题党日活动的质量和成效。文体联办定期交流研讨，共同研究党建工作，有针对性得制定党建项目，开展组织有主题、有特色、有内容的高质量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水平。服务联动即双方联合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发挥党员专长，不断深化党员常态化志愿服务，共同了解社情民意，分析民生需求，解决群众困难，切实增进党群干群关系，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困难联扶即以“民呼我为我为新拱墅建功立业”、认领“微心愿”、机关党员结对困难群众等活动载体，实现群众困难联扶。平台共建即双方以“有鲜艳党旗、有党建文化、有学习园地、有党员之家”的“四有”标准进行党建阵地建设，进一步浓厚党建氛围，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定期开展党员活动，提供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交流平台，满足机关党员干部和社区居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其中最主要的策略就是通过机关职能部门在职党员社区双报到，开展“三联三领三服务”活动，参与社区微治理。

在该种背景下，米市社区主要的治理策略便是“治理空间单位化”，即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通过二级支部与联建部门党支部的合作共治，实现对社区流动资源的有效供给，解决了社区流动空间的治理难题。其中典型的运行机制即为契约化党建共建机制。党建共建会议由社区党委发起，联建机关部门党支部负责人及党员代表共同参与。这种机制改变了单位时代的闭锁性特征，具有空间上的开放性，能较好地将社区资源与机关党建联建部门资源的科学对接，优势互补，进而实现社区共治。

图2 “一核五联”运行图

2、社区服务联动化

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之后，面临着大量治理难题，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以往更加强烈。因此，打造服务型社区，推进服务型社区治理大格局，是城市社区治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实践探索。以服务引领治理，寓治理于服务之中，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之义。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拱墅区投资促进局机关党支部与米市社区党委签署了契约化党建共建协议书，双方探索出了“党建领航、项目驱动，整合资源、多方参与，民主协商、规范管理，致力创新、服务群众”的新思路，以党建为引领，以项目带动志愿服务，创新小区治理模式，真诚服务百姓，提升服务水平，打造多元治理格局。“米市社区便民服务直通车”项目是社区党委充分调动社区二级支部书记邀请社区老党员，社区志愿者，联合拱墅区投资促进局机关在职党员一起组建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为社区提供垃圾分类、反邪教、反欺诈宣传，民法典解读，远离邪教、网络电信诈骗，告别交通陋习，投资咨询与服务等各种便民服务，机关在职党员每人每年认领社区2个微心愿，部分机关党员任小区的兼职委员，党员干部结对社区困难群众，每年“七一”、“春节”期间进行走访慰问，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实际行动传递和践行志愿精神。除此之外，投促局机关支部在职党员与社区党员联合举办各类文艺活动，庆祝建党100周年。

通过党建共建活动的开展，该次契约化党建共建项目将以解决大多数群众困难、服务大多数群众为主旨，倾听民情民声，以为民服务为基点，转变服务理念，机关党员干部、社区人员变被动服务、坐等服务模式为主动服务、上门服务、代理服务，实现有效服务由“小”变“大”，真正将服务理念与服务能力及居民实际需求对接，在特色化、个性化服务中提升了社区现代治理和服务能力，变“大水漫灌”为有的放矢，着重体现新时代“我的社区我做主”的特点，有利于打破“政府演戏，群众看戏”的尴尬局面，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成就感。

四、杭州市拱墅区米市社区微治理面临的多重困境

从杭州市拱墅区投资促进局机关党支部助力米市社区微治理的实践看，“党建引领”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政治优势，在社区治理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推动了城市社区向前创新发展。但是在城市社区治理的微小单元上，“两委”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1、资源性困境：治理主体角色的缺失

以社区大党委为主体，联合机关党支部的补给，充分调动二级党支部书记，使得社区内催生了不少便民服务项目，包括对老党员的慰问、困难群众的帮扶、社区教育等。但是，社区内的大部分项目还处于试点、摸索阶段，尚未真正形成一套完整可操作、可复制的活动服务项目，社区治理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进行社区调研中，“两委”普遍反映：“街道将大量的事务下派至社区，从而形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工作量十分繁重，人手不足。”人才是社区治理的关键，社区的发展必须要有相关专业的人才来推动。如前所述，米市社区总人口达1.12万，但是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3人，人才非常紧缺。此外，社区内工作人员中，工作人员的专业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比例仅有40%，在处理社区事务中缺乏足够多的人才来进行专业化的指导。

表1  米市社区主要工作人员信息表

资料来源：米市社区党委

2、需求性困境：小区党建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需求脱节

城市社区党建要充分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需要实现社区党建理念上的转变，比如树立大党建的理念、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党建理念、创新党建方式和体制机制的理念等。而区投促局机关党支部结对米市社区的实践中发现，小区党建仍然固守传统党建模式，未能积极参与社区服务供给，党建内容要与社区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小区党建与社区治理两张皮的现象显著存在。小区党组织囿于成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人员偏少等原因，党建理念跟不上社区治理要求，将党建活动融入社区治理的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不足。以上这些集中体现为居民参与社区党建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年轻群体的参与度低。因此，小区党支部作为社区党建的基本单元，在精准对接居民需求的能力上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在需求提取、议题形成、供需对接、立体参与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

3、参与式困境：社区居民的“理性冷漠”

在投促局助力社区微治理行动的阶段过程中，城市社区微治理通常遭遇居民“理性冷漠”的局面。居民“理性冷漠”可分为管控型生成的“理性冷漠”和服务型生成的“理性冷漠”，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政府承担了社区大小事务，而后者是由社区工作者承接了政府购买的服务。米市社区居民“理性冷漠”则属于后者。由于时间资本成为城市居民的一种稀缺资源，也成为城市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必然考量的重要成本，有些居民则在“治理活动的贡献者”和“治理成果的享有者”之间形成了角色冲突，最终纯属抱着“搭便车”的心态，自己坐享其成。服务逻辑就造成了“政府搭台—社会组织唱戏—居民享受”的社会服务关系体，旁观和享受成为居民的理性取向。米市社区与投促局机关党支部联合举办的活动均由二级党支部动员社区内老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者参与的，人员流动性较大，每次组织起来都需花费较大的时间。因此，这种形成的居民“理性冷漠”的社区服务项目持续性可能不大，难以长久维持；当项目结束时，机关在职党员、社区工作者、老党员、志愿者一起撤离，居民在享受社区提供的服务时并没有真正地行动起来，社区治理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在社区走访调研中，就有社区老党员表示：“区投促局机关支部与社区联合举办的一些活动，很少是居民出于自愿或者主动参与的，有的活动还是我们这些老党员去小区挨个邀请的。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参与社区活动，认为这些活动与他们无关，除非有的活动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物质报酬，他们可能会考虑参加，但参加之后就各奔东西，很少联系，难以形成常态”。另外，当前城市居民对其他社会居民的信任处于较低水平，这对城市社区自组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城市基层党组织而言，居民间的互相信任现状既为实现“党建引领”政治功能提出了现实问题，同时也为强化“党建引领”创造了机遇。

4、供给性困境：党组织服务协调存在一定障碍

党建引领的协调作用，是从对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各项具体要素的协调中呈现出来的。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协调机制主要是指各治理主体在“信息、认知和决策方面理解相互介入和参与的必要性”。即包括对治理中信息共享的协调、对治理中社会认知冲突的协调和对决策中利益关系的协调三个方面。按照《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党组织服务有五个目标，即“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因此，社区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是通过其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来展现的参与式和建设型的服务。但是，在目前的机关部门助力社区微治理的基本框架下，社区党组织以及机关部门党支部的政党属性、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的宗旨被行政化所掩盖，导致社区党建工作呈现机关化的态势。在信息协调共享方面，由于存在信息壁垒，“条条”和“块块”的信息流通渠道、信息处理平台和信息研判水平等均不相同，而且条块间缺乏充分的信息共享、协同研判的渠道和机制，很容易因信息不足而导致基层党组织间缺乏合作和治理低效。在社会认知冲突方面，有些居民认为，治理事务本来就是“公家的事”，自己本来就很忙，“公家的事”政府去解决就是。这是一种对治理事务认知的偏差，即忽略了治理事务公共性中的参与性和共治性，而纯粹将其看成单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事务。在社会利益方面，当前“个人利益至上”观念甚嚣尘上，也成为利益冲突多发的重要诱因。在高度原子化的社会，社区规约、道德规范等软性的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效力大幅下降，这导致部分居民在社会活动中更容易出现不愿履责和徇私利己等现象。这种“个人利益至上”的错误观念，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所需要的“公共利益至上”观念、公民的社会义务观等积极理念都是完全相左的。在错误观念的误导下，少数居民或不愿参与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核心目标的治理活动中，或在治理参与中大肆作出损人自利等行为，从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治理秩序。这种情况为城市基层党组织调节利益关系、调适利益冲突提出了亟待破解的难题。

五、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实践路径

以党建引领推动城市社区微治理，是新时代推进基层党的建设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双向促进、相辅相成的关键路径。结合上文所述的问题困境，构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有效实践路径，就成为推进基层党建和基层社区治理相结合的主要途径。以“党建引领”的运作逻辑为依循，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可以从“优化治理结构，提高治理主体专业度；挖掘整合资源，提升居民参与度；加强整合功能，提升党组织协调能力”等三个方面构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实践路径。

1、优化治理结构，提高治理主体专业度

在社区这个层面，科学的治理体系就是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让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完成增强社会联系，提供公共服务、调节社会矛盾、治理公共问题的多重使命。首先，要明确界定“党建引领”的空间范围和实际边界。社区契约化共建机关党组织在宏观政策上进行指导，在微观事务上交由社区这个主体来办理。其次，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社双向互动，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交由社区社会组织承担，吸纳更多的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到社区微治理之中，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以合作的形势来破解治理主体缺失的困境。最后，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对社区党员干部的录用、培训、教育、考核，强化社区工作者为居民服务的本领与意识，锻造一支精干、高效的党员干部队伍。

2、强化治理效能，实现多元化服务供给

在城市社区党建中，清单制的推行以及多元化服务平台的建立也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抓手。建议小区党支部定期分析小区内群众需求特点与聚焦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整理出“群众需求清单”并且针对社区群众的特殊需求，制定出本小区的“特色服务清单”。社区群众根据自己需求“点菜”，两个清单互为补充，可以为社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群众服务清单和需求清单的建立，既清晰了群众的服务需求，也使城市社区党组织提供社区服务更具针对性，还能使督促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提供社区服务具有规范约束力，能够有效破解城市社区党组织功能与社区治理两张皮的现象。另外，建立多元化社区服务平台是指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融合政府购买服务、志愿服务和自治服务。通过大力推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既能够培育和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同时又可以由社会组织来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的社区服务；通过机关部门下沉结对社区一线开展志愿者服务，形成居民“点单”，社区“下单”，志愿者“买单”，被服务者“签单”的服务模式；通过居委会、业委会和居民议事会等载体，广泛开展居民自治服务。多元化社区服务平台的建立，既为多方社会主体参与社区服务提供了渠道与平台，也有助于满足社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3、挖掘拓宽资源，提升居民参与度

以居民的需求为着力点，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机制。通过技术赋权，在机关部门党组织和社区党委的共同努力下，综合运用治理技术和治理方法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进而挖掘人才，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在其参与行动的过程中赋予居民相应的决策权、执行权，实现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同步发展、居民行动与社区行动同向发力。通过挖掘社区内外德才兼备的专业人士、发掘社区有共同治理意向的社群，制定社区内治理的规章制度，拓宽社区资源优势、开展社区治理。在社区治理主体自我表达与自我分析的基础上，使其更多得融入到社区治理过程之中，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更好得满足居民各种诉求。充分发挥党员“积极分子”

的能动性、组织联动的链接效应等积极作用。在社区治理的红色网格中，基层党组织应当依托组织嵌入优势，并积极聘任具备党员身份的社区活动积极分子担任网格长和网格员，由机关部门的在职党员任社区微治理的兼职委员。这一举措既能以政治素养强化综合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和网格员的职业精神，亦能缓解网格员队伍人力资源的紧张状态。

4、加强整合功能，提升党组织协调能力

城市基层党组织对各项治理要素的协调，不仅具体体现为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协调，也呈现为对个体认知的协调。通过对信息共享、社会认知和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可以在个体意识形态和主体间关系层面打破协同与合作的阻碍，从而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积极作用下实现协同与合作。一是以党建引领推动治理信息的共享与协同。一方面应建立“红色网格治理体”协同各政府职能部门共同推动治理资源下沉、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则及时通过网格员将治理结果反馈给居民，并获取治理反馈意见和评价。这种网格化治理，即对分散化的信息进行全面整合、分类处理和开发利用等，形成清晰化的城市社会地图，相关部门根据信息共享、工作协同和流程公开等机制，实现快速反应、主动服务和精准管理等目的。二是以党建引领实现社区治理的功能性整合。在社区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的引领下，延伸拓展出多项服务功能。通过“政治锦标赛”的竞争激励作用，充分调动“一核多元”的积极性，为社区创造出多项服务功能，即自我服务功能、治理服务功能、文化服务功能、引导服务功能等。三是以党建引领推进利益关系的协调和优化。基层党组织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协商议题选择和议程设置、代表身份选择和发言权重、协商程序严谨和公正等方面严把政治观，切实保障社会主体和政府主体同样的平等地位，以及对社会主体表达自身诉求和言论观点的包容性，从而确保协商过程成为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多方博弈过程。其次，基层党组织可以在协商过程中积极引导各主体形成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以此型构整合各方利益底线的共同利益，并将其作为接下来治理活动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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