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作为整个区域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其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层基础的和谐稳定。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党建的充分嵌入，来协调平衡社区各主体之间关系，高效及时地处理复杂多元的矛盾纠纷，这是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过程中的一道“必答题”。今年以来，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与结对共建的文仪社区党委以区委组织部开展的党建助力“三个全域”建设项目申创为契机，合力打造“1+4+X”模式，从主体嵌入、制度嵌入、目标嵌入等维度来推动机关党建有效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并希望从中探索形成具有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

关键词：机关党建  嵌入理论  城市社区治理

党的十九大正式确立了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的宏观战略，旗帜鲜明地将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制度要求[1]。准确把握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现代城市有序治理、持续更新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各级党组织是其中必须发挥引领、整合作用的核心力量，而党的建设则是为了确保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能够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2]。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并实施《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的正式实施充分说明了将党的建设与城市社区治理深度相融，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区治理中的贯彻落实，也是扎根中国基层，体现中国智慧社区治理模式的有益探索。为在我区全面推进“三个全域”建设，特别是“全域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加快探索机关党建有效嵌入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指导和遵循。

一、嵌入理论概述及“嵌入式党建”模式分析

“嵌入”从词意来说就是某一事物镶嵌进另一事物的过程和结果。“嵌入性”概念是由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于1944年在《大变革》一书中首次提出，并将其用于经济理论分析，所发展形成的“嵌入理论”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3]。该理论着重研究的是某一主体如何通过若干要素对另一主体的运行逻辑和发展态势的植入性影响，为分析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影响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

其实早在“嵌入理论”提出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就尝试通过“嵌入式党建”模式来适应并领导中国社会。其中最为典型和成功的就是“三湾改编”，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将党的组织有机嵌入到军队之中，成为“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前提和保障，有力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从“嵌入理论”的角度来看，其本质就是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运用基层组织嵌入军事组织的方式，来获得强大动员和组织力量的一次成功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嵌入式党建”的成功模式被沿用推广到各级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革命战争年代的“连”也延伸拓展到企业、农村、社区、网格、楼宇……通过不断迭代创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无数次地证明了“嵌入式党建”是党依据中国实践和实际问题，适应并领导中国社会的有效经验，也是适应当前新时代社会结构性需要的努力方向。

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迫切要求，特别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以及区域化党建概念的提出，为“嵌入式党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打开了空间、提供了方向和途径。综合之前研究成果，本文选择采用许爱梅等人对“嵌入式党建”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概念界定：将党组织作为治理的核心主体，以结构性（组织、制度、目标等）的嵌入方式进入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党组织的适应性重构和嵌入性建设，以此不断提升党的引领力量和服务保障社会组织自治，实现“引领型嵌入”与“嵌入式自主”的双赢目标[4]。“引领型嵌入”目标实现的必然性在于“嵌入式党建”不仅仅强调组织结构上的“覆盖率”，更强调了组织结构上的有机融入和有效渗透，使党建以服务的方式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组织引领效果的最大化。“嵌入式自主”实现的必然性则在于通过将党组织建设过程、制度规则和目标任务融嵌入基层组织结构和行动之中，形成多元化、扁平化的治理单元，可以将人民群众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

基于上述理论层面分析，以“嵌入式党建”拓展延伸为切入口，研究机关党建如何有效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和路径，并积极地付诸于具体实践，可以使机关党组织更加主动回应社会结构性变化，在互动发展中植入核心影响。无论是从确保中国共产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党建目标来看，还是从推动区委全面推进“全域治理现代化”、打造一流善治之区的县域目标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机关党建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路径和预期效果分析

（一）机关党建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

机关党建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是在“嵌入理论”指导下提出的具有系统性、时代性、本土性的运作机制，主要有主体嵌入、目标嵌入、制度嵌入等核心机制，其构成了机关党建嵌入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三大支柱，保障着整个机制稳定长效的运行[5]。结合图1所示，对该机制进行简要分析：

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空间拓展和开放性日益突出，机关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之间必须通过主体、目标、制度的嵌入来实现“引领”，将党的建设嵌入到社区范围中的各类社会组织和群众之中，形成一个“党社双向互动”的常态化机制。

图1：机关党建嵌入城市社区治理机制

1.主体嵌入。城市社区治理是党、政府、社会、群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项合作事务，但是“万山磅礴必有主峰”， 城市社区治理始终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党组织依然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一元化领导权威，是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脑”。主体嵌入在于使机关党组织内嵌到社区党组织之中，成为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通过发挥自身组织、资源、活动、服务等优势，在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下，把基层党建、部门联动、矛盾化解、和谐共建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党建引领下具有“完整性”的现代城市治理框架[6]。

2.制度嵌入。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要通过解决党建（机关、社区）和基层治理之间相互关联的制度结构，即找到党建在基层社会的支撑点，形成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中轴[7]。制度嵌入有助于形成更广泛、深层次、结构化的治理机制，以保证嵌入的持久性。制度层面的“嵌入”既可以是在实践中自行摸索并加以健全完善，也可以通过学习借鉴后为己所用。目前，制度嵌入的主要方式仍以行政推动为主，借助行政权力，通过渗透、动员、宣传等方式从外部将机关党组织嫁接到社区党组织内部。

3.目标嵌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身建设目标和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如何实现党的目标在社会组织目标中的引领作用，成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关键命题。而大量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目标嵌入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丰富活动，让党组织润物细无声地在促进基层社会、群众利益的实现中获得合法性和支持力。机关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之间的目标嵌入，可以将重点放在双方的工作交集、共同愿景、情感互通、价值认同之中，用不同层次需求目标的设置和达成来实现彼此契合。

（二）机关党建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

从对嵌入机制的分析中，可以厘清机关党建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以下三条：

1.嵌入的核心路径在于“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人。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构成，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机关党建要在嵌入社区党组织的过程中，借助制度与非制度、传统与现代、实体与虚拟等手段来畅通与社区居民联系的“最后一公里”，共同聆听不同的声音、整合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将分散的各类主体力量凝聚起来，群策群力促成社区居民对各项治理工作的价值认同，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2.嵌入的根本路径在于“双向互动”。双向互动重点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机关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层面（即“第一重嵌入”），两者间的嵌入必须以打造“党建共同体”为目标，形成经常性、长效化的双向互动，使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双方真正成为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战斗堡垒”。 二是基层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群众层面（即“第二重嵌入”），基层党组织在城市社区主体多元化趋势和背景下，必须健全完善与不同社会组织、不同阶层群众的互联互动机制，通过在“引领性嵌入”和“嵌入式自主”的良性循环，来培育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有效动员更多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

3.嵌入的现实路径在于“服务群众”。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下的“嵌入式党建”模式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要取得成效、保持生机、创新发展，工作的重心必须放在“服务群众”。传统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而向现代化治理转变的关键点即在于变原有的“管理群众”为现在的“服务群众”。机关、社区党组织在其中应当充分发挥在政治、思想、组织、号召、制度、资源等方面优势，做好服务群众的统筹与协调工作，切实提升城市社区的群众参与、服务供给、文化引领、依法办事、矛盾化解、信息化能力，加快补齐人居环境改善、服务设施配套、社区资源配置、物业服务管理等短板，早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成熟城市社区[8]。

（三）机关党建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预期成效

机关党建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在于将基层党组织建设同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机制分析和路径选择，可以预见取得两方面的成效：一是通过“双重嵌入”实现横向联动组织载体与纵向扁平治理结构的融合，进一步打破了组织内体制隔阂和体制内组织隔阂。不仅为区域化大党建模式解决不同党组织因没有隶属关系而引致的分工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操作性；也为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力量、动员人民群众，提升自身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向心力、辐射力、统合力提供了努力方面。二是通过“嵌入式党建”的普遍性覆盖来畅通“机关—社区—群众”间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基层治理的对象是具有共性的群体和富有个性的自然人，将机关党组织通过“双重嵌入”来实现与社区党组织设置与其他社会组织的高度契合，进一步推动民主协商和基层自治[9]。这种“嵌入”结构既能有效拓宽了党组织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渠道，也能有序强化党对城市社区的领导，保障机关党建嵌入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更丰富的实践形式。

三、我区城市社区治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0年4月以来，余杭区人大常委会以“推进‘三个全域’建设、人大代表在行动——聚焦城市社区治理”代表主题活动为抓手，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调研和专项监督。从调研监督掌握和了解的情况来看，随着我区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涌现出金都夏宫、康城国际、绿城蓝庭等一批治理理念先进、方法有效、面貌良好的城市社区。但同时，也发现了党的建设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一些瓶颈问题制约着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1.城市社区治理的失灵。社区治理失灵是从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政府失灵”概念借鉴引申而来，是指社区不能有效发挥治理作用、社区内的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的过程和结果。从实地调研监督情况看，导致城市社区治理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治理主体的缺位、越位及治理效率低下或成本昂贵。社区养老服务保障等政府部门职能在社区层面的落地落细往往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缺乏统筹协调；因城市社区服务层次不高、供给低效等导致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仍然存在；物业管理等工作推进中责任的边界模糊未能厘清，“小马拉大车”的角色错位严重……这些问题一定程度导致相关领域的城市社区治理工作开展存在“真空”或“失灵”现象，从而影响党和政府在基层中的领导力和公信力。

2.城市社区自治的失序。成熟的、现代化的城市社区必然会形成一套多元主体参与、实现自主自治的体系，在此基础上使参与治理的各主体成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目标一致、风险共担的内生型联系。城市社区自治的主体毫无疑问是辖区范围内的居民群众，但伴随着我区新兴城市社区不断产生，老旧城市社区相继重建，带来辖区单位的频繁变化和居民群众的加速流动，这种不稳定性造成了社区居民无暇顾及社区治理，影响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目前全区层面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等发育尚不成熟，受到自身能力水平和参与渠道平台的限制，一定程度也造成了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治理主体对城市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较低。加之，治理主体定位不清、治理主体间沟通不畅、“第三部门”监管不力等原因，一些城市社区产生了自治失序现象和隐患。

3.城市社区认同的失衡。城市社区既是一个各群体交流互动的体系，又是一个各群体利益冲突博弈的场域。现代性作用下的社会与个人的矛盾集中出现在城市社区中，造成了社区认同的整合问题日渐突出。因此，现代化的城市社区已经不单单只是在地域和空间上相互依存的社群，更包含了精神和心理特征上具有高度认同感的一种“共同体”。近年来，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外来人口大量流入（截止目前，全区流动人口已达189.4万，远超户籍人口118.8万）、“单位制”纷纷解体、各类正式与非正式社会组织广泛存在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许多城市社区的原有格局被改变，不同阶层、群体在生活环境、民生保障、社会服务、文化教育、安全稳定等方面的观念和行为差异日益明显，使得认同失衡成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显著特征之一。

4.城市社区文化的失效。社区文化是在一定区域和条件下社区成员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形态。中国共产党要引领和创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就必须加以关注并支持。党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组织和引导作用，主要是通过社区党组织来承载和体现的。近年来部分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或多或少出现了失效现象，主要集中在文化供给的接受度和文化诉求的满足度两大方面。一方面，尽管城市社区组织开展的文化活动虽然形式多样、频次较多，但并不能为居民群众所普遍接受；另一方面，社区层面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体和网络平台，但很多居民群众的文化诉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其成因在于“你给的我不需要，我需要的你没给”这种基层党组织和居民群众之间在文化供需方面的“信息不对称”[10]。

四、余杭人大机关的实践探索——“1+4+X”党建嵌入模式

近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群众诉求愈加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趋势，在增加基层治理难度的同时。也为机关党建嵌入基层治理提供充分的必要性和丰富的可能性。坚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关键、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改革创新为动力”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总体要求，也是机关党建融入社区治理的突破口和关键点。余杭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紧扣区委“全域治理现代化”决策部署，与结对共建的文仪社区党委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党建活动。特别是今年以来，双方将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各项合作机制加以固化、提升，以区委组织部开展党建助力“三个全域”建设项目申创为契机，创新“1+4+X”模式推动机关党建有效嵌入城市社区治理之中。

（一）模式简介

该模式旨在聚焦“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这一目标，通过党建联盟把人大机关和文仪社区两个不同类型党组织力量紧密联系起来，资源联享把双方优势发挥出来，服务联动把已有服务载体整合起来，活动联办把双方党组织及党员活力激发出来，将机关党建工作有效嵌入社区日常工作开展之中，形成互动、高效、扁平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通过不断实践创新，为合力推动社区多元治理模式完善、矛盾化解能力提升、人居环境改善、公共服务配套等难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红色方案”、“红色资源”、“红色力量”。其主要内容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如图2所示）：

图2：“1+4+X”党建嵌入模式

“1”即聚焦一个总目标：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与结对社区合力建设一个和谐有序、健康文明、友善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和良好氛围。

“4”即强化四联机制，包括组织联盟，同下城市党建“一盘棋”；资源联享，拧成共商共建“一股绳”；服务联动，织密为民服务“一张网”；活动联办，凝聚守望相助“一家人”。

“X”即完成X项社区治理任务，是联盟党组织共同讨论协商后，以清单形式确定的年度治理任务。

“第一重嵌入”结构，主要是通过四联机制，来有效破解基层党组织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打破党组织间的“高墙壁垒”、服务群众的“门户壁垒”和参与基层治理的“身份壁垒”，使机关党组织立足自身职能发挥，深度参与城市社区治理。

“第二重嵌入”结构，主要是将“社区治理任务清单”和“用好已有活动载体”结合起来，面向其他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等，有效破解有资源无法精准对接、有需求无法精准服务、有问题无法精准解决等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二）“第一重嵌入”的具体实践

今年以来，双方党组织在打造“1+4+X”党建嵌入模式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了“第一重嵌入”四个环节的打通上，主要开展了以下具体实践：

1.组织联盟方面：打破原有隶属壁垒，积极推进人大机关与文仪社区党组织共建融合，在推进社区治理中形成更为紧密的党建共同体。5月13日，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与南苑街道文仪社区党委签约成立党建联盟。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及人大机关全体人员，区委组织部和南苑街道党工委相关负责人，文仪社区党委班子成员及社区所辖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等参加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双方还举办首次联合学习活动，邀请杭州诺力亚律师事务所主任、党支部书记项坚民围绕“一法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杭州市居住区配套设施建设管理条例》）作法律讲解。

下一步，双方还将通过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制度、试点“我当半天南客人”活动、“人大邀你来列席”、共同完成党建课题调研等多样化途径，推动人大机关、结对社区党组织更好地实现互联互动互促，在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作共同体，带动更多组织、单位等参与社区治理，实现从“各自为战”向“开放协同”转变。

2.资源联享方面：5月中旬，双方共同商定了《2020年党建联盟任务清单》，围绕社区治理主题确定了10项活动内容，有机整合、统筹利用双方掌握的各类资源，更好实现党建资源集聚效应。比如：向社区开放人大法治大讲堂、法律微讲座、法律直通车等普法宣传资源，增强社区依法治理的能力；在结对社区设置代表群众联系点，定期搜集群众反馈的阶段性集中问题，以人大“微建议”形式开展督办，助力解决群众身边“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社区为人大机关党员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服务场所、会商场地、提供基层相关数据情况等。

3.服务联动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双方以组建“南客”临时党支部为抓手，积极探索机关党建与社区治理相融合的新形式、新载体。自1月29日起，人大机关35名在职党员积极参与小区巡查、门岗检查、健康宣传、沿街商铺排查等工作，累计志愿值守时长超过2000小时，形成“支部建在门岗上、党旗飘在阵地上”的生动格局。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双方又积极顺应城市社区服务对象、需求多元化发展趋势，结合“三服务”、“双报到”“周三夜访”等已有活动载体，在按要求开展慰问帮扶、平安巡逻、卫生清扫、微心愿认领等常规活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人大机关“双报到”党员参与社区居民议事的渠道，定期参加社区居民议事会议，协助社区解决辖区居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快推动“众人的事众人商量办”基层协商向社区推广。

4.活动联办方面：双方积极联合举办各类党建、文体活动，以此解决双方各自组织活动参与人数少、活动内容单一等问题。6月25日，机关社区联合在亚运场馆工地开展端午送清凉和学习强国APP宣传推广活动，人大机关向社区赠送了香囊等慰问品，与社区干部一起帮助工人安装学习强国APP，并讲解日常使用方法。6月30日，在文仪社区新建成的“南客”党员政治生日体验室联合开展了“重温入党初心·助推全域美丽” 党建联盟“七一”节活动，开展了讲述“党史上的这一天”、观看宣传教育片、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发放政治生日贺卡、分享个人入党心路历程、走访慰问老党员、小区垃圾分类宣传、清洁卫生等系列活动。

下半年，双方还计划联建党员宣讲队和文体小组两支队伍，并开展趣味运动会、党建知识竞赛、党的政策理论宣传等活动，以此增加双方情感沟通和组织“含氧量”。

（三）“第二重嵌入”的阶段性成效

双方在“第一重嵌入”打通上取得良好开局，有力地推动了“机关—社区”组织深度融合、资源优化配置、服务载体集成、内部活力激发，由此也较好地带动了“第二重嵌入”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区域化党建覆盖更广泛。文仪社区党委除了与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建立党建联盟外，还以辖区内临平职高、体育中心、区第五人民医院等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健康文仪”党建联盟为平台，合力推动政法街“健康一条街”、社区卫生服务站等项目建设。同时，以两大党建联盟为基础，形成了融社区党员、在职党员、个小专企业、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等于一体的“1+3+7+N”区域党建格局，实现100名社区党员、300家“个小微”企业、700名在职党员以及辖区内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的联动。

2.多样化服务载体更有效。在全区首创“小事儿便民服务驿站”，建立了11支以在职党员、社区党员为主，退休工人、辖区店家等组成的便民服务队伍，方便居民群众解决“小事儿”。成立“南客”宣讲团，在小区广场、居民楼道等传递“党言党语”，围绕“三个全域”、垃圾分类、平安建设等全区中心工作累计宣讲30余场。积极引进培育“聊疗吧”、“保元桥”等社会组织11家，协商实施了“双师并进·关爱老人”、慈善超市“六送”服务等公益项目，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协商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3.靶向化解决问题更民主。社区成立了由法律顾问、党员干部等组成的物业顾问团队伍和组团联社干部组成的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指导员队伍，为开展社区民主协商提供专业力量支撑。通过“五方”议事会的协商推动，率先在四个小区内运用“楼栋撤桶+定点引导”的新模式，一改过去小区内遍地垃圾桶的旧面貌，将垃圾桶点位由过去的258个削减为28个。积极发动各小区在职党员、热心人士、居民代表等组建“一会四组”，即在业委会下设财务监督、协调建设、法规议事、文体活动等小组，协调解决了门禁系统安装、快递小哥送货送餐管理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

五、更好推动机关党建有效嵌入社会治理的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在“一村一社区一机关”等基层党组织结对到机关—社区党建联盟的这些探索实践，仅仅打通的是党建嵌入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第一重嵌入”的相关环节，距离真正实现“第二重嵌入”来以党的建设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第一重嵌入”向“第二重嵌入”递进的过程中，党建的引领依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继续发挥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协调与组织协调、政治整合与资源整合、价值倡导与行动倡导的“核心作用”。

对于下一步工作，建议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下功夫：

1.通过党建引领联动自治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一是要以区域党建联盟为载体，深入抓好组织联建。在此过程中，根据机关、社区党组织所属党员的本职工作、兴趣特长、居住地点等个体因素，让其加入辖区小区业委会、企事业单位、第三方社会组织等，以“人”带“盟”的方式强化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多方联动，寻找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和价值认同的契合点，努力推动城市社区自治共识的形成。二是要探索建立参与层面更广的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加强居民联动。对城市社区内联动中的重大事项以及关系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协商解决。特别是在城市社区自治出现偏离民意时实施政治引领，以此确保自治成果的共享性和公正性，防范少数居民的不当行为侵蚀公共利益。三是要以建设“未来社区”为契机，扎实推进信息联通。在治理场景构建中突出“党建引领+平台数治”，借助与“基层治理四平台”打通的社区智慧化平台，实时将所收集的居民群众的需求信息和意见建议共建共享，在线上为党组织、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提供交流、互动、服务的平台。

2.通过党建引领资源整合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一是要加大外部资源的及时导入，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的优势，通过其将政府部门的政策资金、公共服务、专业团队等资源等有序纳入党建引领的制度化框架内，重点在增强公共项目建设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确保公共事务决策体现全体社区居民意志等方面给予城市社区党组织更多支持和帮助。二是加强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关—社区党组织要坚持在资源共有共享的基础上，尝试制定所在或结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短中长期规划，根据不同阶段的任务重点和群众需求，有计划地促进多元治理主体间各类资源的使用、转移、互补等。同时，适时引入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实现共享资源的高效利用。三是加快各类资源的精准供给，要主动适应新时代城市社区发展需要和居民群众需求迭代升级，利用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来实现各类资源的共建共享，大到政府各类民生补助发放、小到社区垃圾袋投放，都应实现精准化供给，让更多的公共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居民群众手上，从而避免资源重复供给、长期闲置等现象的发生。

3.通过党建引领协商共治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一是深入推进社区事务公开，用党务公开带动社区政务、财务、居务的依法、充分、及时公开，进一步增强城市社区治理活动的透明度。尝试在社区、小区、楼道等层面设立“治理监督委员会”等组织，邀请不同地域、阶层、群体、职业的居民代表和联盟单位党员干部参与，对社区的项目建设、问题整改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二是健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在国家统一的协商民主法律法规未出台之前，机关党组织可以帮助社区党组织，根据相关立法精神和自身实际，对必经程序、采用形式等加以规定，保障各利益主体广泛参与和民主协商有序进行，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凝聚多元主体价值诉求。三是长效维持协商平台稳定，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优势，维持好“居民议事会”、“周末议事”、“微信议事群”等已有平台的稳定，不能让这些好不容易建立的平台有名无实、有始无终。特别是要重视解决好主体意见不一致产生协商困境的问题，要多留出“后手”“后路”，防止由此导致的原有城市社区治理平台的崩溃或瓦解。

结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面对数量日渐增多的城市社区，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它们是300多万新老余杭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细胞”，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也必将影响党对基层治理领导力、服务力和公信力。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因此，机关党组织除了在理论层面研究分析城市社区治理中党建引领的特点和规律，更迫切地还是要从实践层面去开拓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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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涛.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路径探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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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3。

（此调研报告获杭州市机关党建研究会2020年度全市机关党建优秀课题研究成果一等奖）

 作者单位：临安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作者姓名：钱霞芳、许寅（执笔）